2021-4-7 7:39:00

  2021年1-2月份,经济增长继续恢复。受2020年基数的影响,很多经济数据十分罕见。透过这些非常夸张的数据,仍能观察到目前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并可以以此为基础对未来进行理性和审慎的分析,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国际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走向复苏,全球需求明显回暖,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然而我国与主要经济体疫苗接种不同步、货币政策不同步、美债收益率高企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预期恶化等都可能对我国经济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2021年以来,中国疫苗接种速度慢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可能带来延迟开放的风险。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数据,截止到2月中旬,中国接种疫苗人口比例仅为3%,远低于美国的17%,也低于以色列、英国、欧盟等经济体。经济学人智库预计,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的接种率要达到60%的目标,至少需要到2022年年底,比疫苗接种最快的国家至少晚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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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25 10:26:00
  2020年下半年至今,随着疫后我国经济快速恢复、金融开放持续推进、中外利差走扩,全球投资者投资中国的意愿明显上升,全球资本加速流入我国证券市场,四季度直接投资项下顺差大幅增长,而贸易顺差连续三个季度放量,市场纷纷预测我国国际收支将出现“双顺差”。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良好的预期和中美之间货币政策的差异可能推动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境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升值压力,以短期资金为主的证券投资大幅流入也可能会给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如何保持资本和金融账户收支基本平衡应该引起宏观政策的高度重视。

  资本和金融账户资金趋势性加快流入值得关注

  随着疫情被有效控制和经济V型复苏,2020年二季度开始,我国证券投资收支出现大幅顺差。二季度证券投资收支由一季度流出532亿美元反转为流入424亿美元,三季度继续维持439亿流入,二三季度合计顺差达863亿美元,为近年来的次高。四季度数据虽未公布,但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测算,2020年四季度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资金超1400亿美元,其中一大部分流入了中国市场;再从中国资本市场同期运行情况来看,可以预想四季度我国的证券投资收支大概率也将保持大额顺差。由此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证券投资收支顺差将带动资本和金融账户由逆转正,从而出现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然而,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2020年四个度,资本和金融账户都是逆差,分别为逆差139亿美元、153亿美元、412亿美元和1302亿美元,全年逆差2040亿美元。实际结果显然与“双顺差”的推论大相径庭。

  厘清这一问题需要分析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子项“其他投资”。2020年二季度,其他投资收支由顺差转逆差,并伴随幅度快速扩大,一季度顺差277亿美元,二季度转为逆差580亿美元,三季度逆差进一步扩大为1079亿美元。正是其他投资项下收支的大幅逆差,对冲了证券投资收支的顺差,使得资本和金融账户没有出现预期中大幅顺差的景象。仔细分析其他投资账户的细项,又可以发现,货币和存款、贷款和贸易信贷这三项流出规模的猛增是其他投资收支逆差的主要原因。货币和存款收支逆差规模的增加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外贸企业收汇后选择将部分外汇留存境外;二是商业银行在企业结汇后,没有在外汇市场上售汇,而是选择将部分外汇以货币和存款形式存放境外。考虑到货币和存款形式的资产收益较低,商业银行可能选择增加对外贷款和贸易信贷的投放,以提高境外资产收益。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除了直接投资以外,资本和金融账户资金的流入主要是证券投资项下的,而流出更多受其他投资项的影响;且相对于流入主体的多样性,资金流出主体可能主要是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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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5 8:01:00

   3月5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优化存款利率监管,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继续引导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在当前市场各方对于货币政策何时转向、流动性是否趋紧等分歧严重的敏感时刻,“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 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解读。

  我们认为,要准确理解“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需从货币政策整体环境、贷款利率定价机制、银行负债端成本等角度综合辨析,从而进一步增强对货币政策回归中性、政策“不急转弯”的认识。

  一、“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的前提是货币政策不急转弯

  就中国的实践来看,货币政策收紧在宏观调控层面可表现为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等调控措施出台。上调准备金率将紧缩银行的可贷资金,约束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尤其是对中小银行影响较为明显。而中小银行恰恰是服务地方民企、小微的重要生力军,如果这些银行信贷规模收缩,相关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水涨船高。从现实金融条件来看,现在并非存款准备金率上提的有利时机。原因在于,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财富投资渠道日益多元化,大量资金不断流入资本市场或其他金融资产领域,即所谓的“居民存款搬家”现象,银行体系内的资金规模存量也由此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例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增速指标已从2015年7月的13.4%一路降至2020年2月的8.1%。2020年疫情期间,因居民消费和企业生产活动受到抑制,存款增速又有一定程度的被动回升,高点为2020年11月的10.7%,到2021年1月已回落至10.4%。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居民消费和生产回归正常,未来较长时间内,存款增速下降趋势仍有可能延续。在这种环境下,收紧货币政策需要认真考量。

  在金融市场层面,货币政策收紧表现为市场流动性紧张,如以DR007为代表的货币市场利率快速上扬。在“利率双轨制”时代,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各自为政”,货币市场利率和流动性变化难以影响信贷市场利率和资金供给。但随着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以及货币当局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市场流动性紧张如持续时间较长,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银行的贷款利率和信贷投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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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1 7:54:00

  2020年二季度以来,物价运行出现分化态势,CPI同比持续下行,而PPI同比则逐步回升,两者于年底和年初形成剪刀差。在全球疫情好转、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大宗商品价格涨势凶猛的形势下,2021年国内物价运行趋势引人瞩目。

  一、2021年CPI将温和上涨

  在需求逐渐释放、猪周期下行及翘尾因素的共同作用下,CPI预计将维持全年低增长。2020年CPI结构性分化明显,非食品CPI全年处于0-1%的相对低位,下半年起频繁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同期核心CPI亦落入0-1%的历史低点,2021年1月出现负增长,表明疫情后的经济运行供给端恢复大于需求端,居民部门消费水平仍未完全回升至疫情前平均值。2021年,经济全面复苏、就业及收入情况改善是CPI企稳回升的重要支撑。上半年在全球疫苗普及度提升及经济加速回暖的带动下,出口增长有望带动国内外经济体基本面共振,叠加内循环进一步转好,从而刺激需求扩张,推动消费品价格温和恢复。中国制造业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需求提振也将得到充足的供给保障,核心CPI难以大幅上涨。2020年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及疫情防控措施对交通运输业的限制,交通和通信项CPI全年下跌3.5%,其中交通工具用燃料下跌13.72%,随着2021年油价回升和交通管制的进一步放开,在逐渐恢复的“外出经济”带动下交通及通信CPI同比有望快速修正。2020年CPI月度同比在猪周期的带动下“高开低走”,对2021年造成的基数扰动也由强转弱。一季度CPI翘尾因素为负,二季度末逐步回升至1%,之后回落,对应CPI大概率在6月达到全年高点后回调。全年CPI有望维持在1.0%-1.5%的低水平,CPI的相对低位为货币政策的灵活实施提供了可选择的空间。

  图 1  猪周期下行拉动CPI低位运行

  猪周期下行速率的关键影响因子由出栏数量向养殖企业出栏策略及生猪饲料价格转移。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开数据,2020年四季度生猪出栏数累计达52704万头,已恢复至2016-2018年平均水平的75%以上,预计二季度末将恢复至常年平均水平。在出栏数回升前提下,约束猪肉价格下行速率的条件转为出栏重量的下滑及仔猪及饲养成本的提升。一是因为养殖企业抢售效应对猪肉总产量产生冲击。2020年末及2021年初,养殖企业在长期价格下跌及养殖成本抬升的确定性预期催动下出现抢售现象,商品猪出栏体重下滑显著,部分预计应于2、3月份足重出栏的生猪被提前出栏抛售。长期来看,抢售行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体猪肉产量,部分抵消了出栏数量上升对猪肉产量的贡献,以至于猪肉产量的增速可能低于存栏头数的增长。二是因为存栏量上升预期下饲料价格涨幅明显。全国生猪饲料均价已从2020年初的2.5元/千克上涨至2021年2月中旬的3.5元/千克上下,外购仔猪育肥出栏成本远高于自繁自养完全成本;同期猪粮比价也从15上下降至9以内,十分接近8左右的历史猪粮比价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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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0 7:53:00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供给能力迅速萎缩,而中国供给体系却发挥了巨大的能量,我国出口逆势增长。长期依托外循环发展起来的制造业是否还需要推进以内循环为主体转型?如果需要,以内循环为主体的转型有哪些有利条件?转型的路径怎么走?本文拟就这一系列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推动制造业以内循环为主体转型的必要性

  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可以用全球进口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测量(逆)全球化的程度,2008年是全球化的巅峰。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发达经济体增长低迷的大背景之下,作为主要进口方的发达国家为了自救,纷纷采取“去杠杆”的手段,为了保护本国的就业滋长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再加上“新经济”业态的崛起和国际直接投资(FDI)长期低迷等因素的影响,全球贸易迅速缩水。2012年至2019年全球出口平均增速只有1.5%,此前20年约为3.6%。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的思潮和政策主张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活跃起来。尤其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逆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国际贸易争端越来越频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得全球经济进一步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交往大幅受限,全球化进一步受到重创。

  2019年,中美贸易累计下降14.6%。其中,出口下滑12.5%,进口下滑20.9%。特别是该年9月,美国对华3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措施正式实施后,我国对美出口阶段性降幅达到两位数以上。受此影响,我国整体出口数据有7个月环比增幅为负,进口数据则有10个月环比增幅为负。以美元计,2019年,我国全年出口增长0.5%,增幅为2016年负增长以来的最低水平,进口则下降2.8%,贸易顺差超过4200亿美元。2020年,我国外贸逆势增长。其中,出口同比增长3.6%,进口同比下降1.1%,贸易顺差5350.3亿美元,创2016年以来新高。

  一个时期以来,高额贸易顺差通常成为欧美指责我国贸易政策的理由。这种将全球失衡简化为贸易失衡,又将贸易失衡进而归咎于顺差国责任,片面且有失公允的指责,使得中国近十几年来一直承受着很大压力,也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遭遇两大挑战:一是海外市场面临收缩压力,二是进口产品和技术,尤其是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比过去要困难。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8%迅速下降至2020年30%左右的水平。

  在逆全球化、中美博弈和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中国制造业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和冲击。一方面,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加工密集型企业开始陆续到周边国家寻求投资发展机会,虽然目前外迁规模不大,但应该引起重视;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0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服务业仅占不足20.0%,到了2020年则增长到77.7%。与此相对应,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则从高于80%下降至不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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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8 7:59:00

    2021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阐述了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报告》在总体上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政策回归常态化,年内经济运行目标包括增长、物价、就业等基本回归到疫情前水平。政策含义在于淡化经济增长“量”的目标,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政策更加下沉,更贴近实际需要。比如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普惠金融力度、延长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加强对中小外贸企业信贷支持、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等等,均体现政策在进一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落地。三是宏观政策延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调,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在碳达峰行动方案、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以及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等方面继续保持了政策延续性。具体而言,有十点内容值得重点关注,把握好这些重点关注内容,对于做好全年工作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一、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不小的力度,政策重心适应经济发展目标调整。在《报告》中,GDP增速目标与预算赤字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安排之间存在显著的预期差。一方面,6%以上的GDP增速设定明显低于外界此前的普遍预期;另一方面,3.2%的财政预算赤字和3.65万亿的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安排均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外界的一般预期。在回归常态的基调下,这样一组预期差实际上反映了2021年经济发展目标的结构性变化和财政政策重心的相应调整。2021年财政收入增速回正,甚至达到两位数将是大概率事件。为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财政支出适度正增长十分必要。而财政政策的重点将从通过基建投资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效率更高、结构更为灵活、重点更加突出的公共消费和服务领域。

  具体表现一是促进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在加大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投入,对企业研发费用实行加计扣除,出台税收优惠和补贴机制鼓励企业的研发和创新等方面。二是优化和落实减税政策,继续助力市场主体增强活力。2020年,企业减税降费规模达到2.6万亿元,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2021年,针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优惠,以及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的所得税减免政策有望进一步扩大减税降费规模。三是支持扩大内需,挖掘国内市场潜力。2021年,财政资金将继续扩大有效投资,在促进区域协调重大工程、“两新一重”建设、基建短板、信息网络、现代化服务体系以及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相关项目中积极作为。四是促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供给保障能力。五是大力支持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等各项工作。为保证积极财政政策能够顺利高效地执行,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将得到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覆盖范围也将继续扩大,纳入直达机制中央财政资金将达到2.8万亿元,规模明显大于2020年。

  二、中性货币政策要平衡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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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5 7:54:00
   2020年,我国经济成功抵御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经济增长实现“V”型反转。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明显,减税降费政策成效显著,有效降低了企业部门的生产经营成本。2020年全年分别实现财政收入和支出完成全年预算的101.46%和99.09%。全年财政收支缺口为6.27万亿元,距离6.80万亿元的预算安排仍有一定差距。全年实际一般预算赤字率为6.17%(一般预算缺口为6.27万亿元,名义GDP为101. 60万亿元)。据Wind统计,全年累计发行国债7.12万亿元,较2019年大幅增加2.95万亿元;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44万亿元,较2019年增加2.08万亿元。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经济恢复的力度明显加大。而财政赤字率显著提升使得政府债务付息支出增速升至16.40%,较2019年增长3.8个百分点。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十四五”规划建议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和方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2020年财政政策是为应对大范围突发性事件及其冲击而制定的,规模和力度均非常态。而2021年财政政策虽仍定调为“积极”,但经济环境的改变决定了其内涵也将呈现相应的变化,即积极财政政策将在2021年回归常态。在这个前提下,相应的政策措施势必将提质增效,重点突出。我们认为,2021年财政政策的重点实施方向可能会在以下五个方面。


  1、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尽管我国经济成功抵御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经济增长实现“V”型反转,但疫情的巨大冲击使得全球经济严重衰退。而且2021年疫情变化仍具不确定性,全球经济依然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之下。因此,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依然面临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2021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在稳中求进的基调中推动国内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21年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主要有三大抓手。一是做好财力保障,支持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工作,稳住全国经济的基本盘。这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必然要求。因此,在保证已有重大生产建设项目继续稳步推进的同时,2021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仍将会有数量可观的大型生产建设项目上马,而这离不开财政资源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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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 8:15:00

   正 文

  01

  宏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2021年1至2月上旬国内出现零星疫情,但很快被有效控制。全国整体疫情在2月得到明显改观,带动各项经济活动稳步恢复。考虑到去年同期低基数的影响,今年1-2月,多项经济数据将出现“跳跃式”上升。

  1. 制造业PMI不惧春节效应

  2021年1月制造业PMI录得51.3,扩张程度连续两个月放缓,并回落至2020年9月以来最低,叠加春节长假通常对PMI都会有一定程度拖累。2月PMI本该进一步放缓,但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制造业复苏态势良好的大背景下,再考虑到“就地过年”改变了以往用工短缺现象,2月制造业PMI扩可能不降反升。美欧主要经济体2月制造业PMI初值普遍高于前值,预示着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较好。经验来看,铜价对于制造业PMI有正向先导指示作用。往年春节前段铜消费开始步入冰冻期,铜现货库存累积。但今年春节前段铜交易较为活跃,铜现货库存出现了小幅下降趋势,支撑铜价上涨,因此预示着PMI指数可能边际扩张。进入2月以来,疫情明显改善,天气转暖,加上“就地过年”使得部分厂商能够继续生产至春节前夕,且节后用工充足,抵消了往年春节效应的停工影响。预计2月PMI指数为51.5。展望3月,随着工业生产的正常化,制造业PMI扩张程度有望进一步加大。

  2. 工业生产环比增长稳中有降

  2021年1-2月份,工业生产相对于此前几个月的高增长,增速可能出现环比放缓,但考虑到去年同期的低基数影响,同比仍然会维持两位数的增长水平。受季节性、春节假期和1-2月国内多地疫情反弹等因素影响,高炉开工率、钢材产量、粗钢产量及汽车轮胎开工率等多项高频数据均显示工业生产有所转弱;CME数据显示1月挖掘机国内市场销量同比不及预期,环比下降四成。预计工业生产同比增长20.0%。3月,由于去年同期基数仍然较低,同比增速会继续高于正常水平,但环比增速逐渐放缓。

  3. 工业企业经营情况可能出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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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8 10:37:00
    世界经济将整体性复苏,美国“双赤字”令弱势美元延续,中国经济将进入主动补库存阶段,2021年上半年建议重点配置权益类资产。

  如果把全球金融市场比作大海,2020年无疑是波谲云诡、惊涛骇浪的一年。狂风过后,余波未平,2021年大类资产走势仍有不小的悬念,各类资产如何权衡取舍,市场观点仍存在诸多分歧。

  世界经济可能于下半年整体性复苏

  全球疫情的未来趋势,一方面取决于各国政府抗疫采取的措施,包括封锁、隔离等;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疫苗的问世和推广。当前全球疫苗研发进展顺利,截至2020年11月底,全球各国共开发200多种新冠疫苗,其中48种正在进行人体临床试验,10款疫苗处于三期临床试验的最后测试阶段。从各主要经济体人均疫苗、预计首次接种疫苗的时间和疫苗供应能力来判断,全球疫情拐点大概率出现在2021年二三季度之间。

  随着全球疫情步入拐点,各国政府将逐步放松防控措施,各地复工复产将加快展开。2021年一季度后,随着疫苗开始接种和拜登上台执政,美国经济弱复苏的状态可能转为较为稳定的中强度复苏;待疫情影响得到控制后,则可能进入强复苏阶段。欧元区经济下半年可能进入弱复苏状态。日韩经济2021年回升可能持续。综合研判,2021年世界经济运行随疫情拐点于年中后出现明显恢复态势,也可能进入整体性复苏阶段。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有机构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可能超过4%。世界经济将伴随全球生产经营活动趋于活跃,国际贸易投资回暖,企业盈利状况改善,资本国际间流动加快,投资者风险偏好回升,市场整体性的投资机会将逐渐显现。

  弱势美元效应显现

  经验表明,美国“双赤字”大约领先美元指数两年左右,双赤字的扩大是美元趋向贬值的重要条件。财政赤字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长动能边际减弱,国债规模飙升,使得投资者越来越质疑美国偿债压力,由此引发对美元信心的动摇。贸易赤字快速扩张则直接导致美元贬值压力加大。2020年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将导致美元资产相对收益下降,2021年美国的量化宽松和低利率将继续维持。总体判断,2021年美元走弱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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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6 8:08:00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对经济的影响,2020年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促进了居民、企业和政府信用的宽松,有力地支持了经济恢复。2021年宏观经济运行还将面临多种内外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广义货币和信贷社融增速预计较2020年虽有一定程度的放缓,流动性仍会保持合理充裕,利率水平基本稳定,货币政策将在稳健基调下灵活调节。

  1.政府与企业信用扩张是2020年社融上行的主因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比上年多9.19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0.03万亿元,同比多增3.15万亿元。2020年末,社融存量同比增长13.3%,比2019年末提高了2.6个百分点。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2%,比2019年末提高0.7个百分点;企业债券融资同比增长17.2%,比上年末提高3.8个百分点;政府债券融资余额同比增长22.1%,比上年末提高了7.8个百分点。可见,2020年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融资规模的快速增长,是社融增速明显上行的重要原因。

  2020年全年政府债券融资8.3万亿,比2019年多3.6万亿。这3.6万亿包含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财政赤字多增加的1万亿,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多增加的1.6万亿。2020年全年减税降费导致财政收入较2019年有一定幅度减少,但是财政支出却与2019年基本持平。政府债券的发行有效弥补了财政收支差距的扩大,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复苏。

  社融大幅增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信用明显扩张,具体表现为企业债券和企业中长期贷款两种形式。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在2020年达到4.5万亿,此前两年则分别为3.2万亿和2.6万亿。银行贷款2020年比2019年多增2.8万亿,其中对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多贷3万亿,即企业的中长期贷款是银行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贷款增速高与贷款需求高密切相关。央行公布的季度问卷调查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制造业的贷款需求都处于过去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基础设施方面的贷款需求在二季度和三季度也处于过去5年来的最高。

  企业的中长期贷款持续上行,有一定的周期性因素,也与疫情之后的宽松政策鼓励投资有关。从设备更替的角度来看,2019年末新一轮的设备更替周期就出现了回升的迹象。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企业投资带来较大扰动,疫情被充分控制之后,企业设备更替周期恢复,带动企业的投资需求回升。而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的上升,正是这种需求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我国当前正处在被动补库存向主动补库存阶段转变,企业库存周期的回升也带动了融资需求。总体来说,经济复苏是企业部门信用需求较高的原因,而企业信用扩张反过来也促进了经济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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