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0 11:40:0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国务院常务会议则要求,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政策对缓解小微企业资金压力、保市场主体和保居民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优惠政策的延续,反映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不急转弯”的体现。

  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的货币政策,将既强调稳健,又强调灵活。我国工业生产恢复较快,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已连续4个月维持在6.9%甚至更高,已恢复至疫前水平。从反映居民消费的社融消费品零售增速来看,与疫前仍有一定差距。疫苗的使用将有助于经济进一步恢复,但实际效果还存在不确定性。国际疫情发展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表现相对较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量化宽松和低利率零利率环境下,热钱流入概率较高,人民币仍面临升值压力。因此,货币政策仍应稳健,不宜轻易收紧。

  2021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会减弱,国内外很多经济活动的限制或将逐步放开。经济活动的恢复意味着需求将继续回升,在供给增长较慢的情况下,物价上行的压力将继续存在,特别是非食品价格和工业价格。

  如果内需与外需形成共振,物价上涨压力明显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利率可能会有上行压力。考虑到疫苗的大规模使用最早将会在2021年二季度,而疫苗使用之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要在三季度左右才能显现。因此,如果到2021年三季度物价上行的压力明显增加,7天逆回购利率与MLF利率都存在上行的可能。如果MLF利率上调,LPR的利率通常也将上调。利率水平响应物价变化而上行,符合货币政策灵活性的要求。

  央行近期表示,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信贷和社融的增长,从疫情发生之前的与名义经济增长基本匹配,到转为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经济增长匹配,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GDP就是在潜在产出的基础上考虑通胀的影响,即GDP平减指数的影响。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经济增长波动相对较小,信贷与社融要与之相匹配,表明信贷与社融的增长更加关注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这意味着2021年货币政策可能会做出相应调节。

  2021年存款准备金率没有必要进一步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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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8 7:58:00

  主要观点

  1.世界经济可能于2021年下半年迎来整体性复苏。全球疫情可能在年中后步入拐点,美国经济转为中强度复苏将带动世界经济逐步回归疫情爆发前水平,2021年世界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先高后低”的数值。

  2.全球经济运行呈现多维度不同步。首先是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不同步;其次是全球制造业恢复快于服务业;再次是房地产、金融市场较实体经济复苏更快;最后是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不同步。

  3.三重深层因素支持中国经济稳步复苏。“十四五”规划的政策红利将逐步释放,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要素市场改革。被动去库迈向主动补库带动企业盈利改善,2021年我国将迈向新一轮主动补库周期,预计将延续7-17个月。美元走弱推动全球经济回暖,“双赤字”预示着2021年美元大概率趋势性走弱,从而推动全球贸易扩张,带动中国进出口贸易。

  4.内外需共推经济走上趋势性运行轨道。制造业投资有望接棒成为新的发力点,与之相关的“新基建”投资也将加码;出口增长前快后稳,进口增长将明显加快;经济继续复苏和构建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消费加快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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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5 7:56:00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增长按下了“暂停键”。然而,国内新冠疫情在短期内得到了较好控制,疫情冲击并未影响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由于统筹防疫得力和逆周期政策调节,让中国经济逐季改善,-6.8%、3.2%、4.9%……前三季度经济增速“深V”反弹,成为全球唯一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中枢仍然处于正常运行轨道。那么,“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趋势如何?国内经济能否保持平稳增长?这一系列关键问题亟待给出明确的答案。为保持经济发展行稳致远,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直接关系到决策者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因而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我国生产函数呈现

  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

  估计我国的生产函数是进行上述一系列研究的首要步骤。和大多数研究一致,本文选择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作为生产函数基本形式,然后分别测算每个季度全要素生产率(TFP)、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最后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估计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根据估算,2003年至2019年间,我国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4398和0.2369,各要素增速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GDP当季同比增速自2007年二季度达到15.0%的峰值后逐渐回落至2019年四季度的6.0%,最大的波动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后续经济刺激计划的扰动。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呈现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实物资本存量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除2018年四季度外),增速始终高于同期实际GDP,但二者差距在逐渐减小。二是实物资本存量增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实物资本存量同比增速两次显著提升的主要原因分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始于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三是实物资本存量增速的中枢趋势性平缓下降。这表明,虽然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其边际效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人力资本同比增速则经历了明显的前高后低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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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9 8:02:00

  【导语】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和运行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更好地控制金融风险。经验表明,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结合得越紧密,其协同效率就会越高,但相互之间的风险传染程度也会越高。为此,金融控股公司需要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以达到协同效应和风险隔离之间的有效平衡。

  经国务院批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金控办法》)于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开始走上规范发展之路,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和运行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更好地控制金融风险。经验表明,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结合得越紧密,其协同效率就会越高,但相互之间的风险传染程度也会越高。为此,金融控股公司需要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以达到协同效应和风险隔离之间的有效平衡。

  完善母公司管理职能和母子公司治理结构

  鉴于内部结构相对较为复杂,金融控股公司应构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两个主要的层面:即母公司治理结构和母子公司之间的治理结构。

  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应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将党委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机制与公司治理机制有机结合。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应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党委班子成员可以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分别进入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监事会。将党委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任务纳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体制、工作规范。实现党委领导核心与公司治理、党委统领全局与董事会战略决策、党委推进深化改革与高管层全权经营的有机融合,打造相对独立、相互制衡、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的“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机制。公司的章程中应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将党委的权责和工作方式具体化。

  新规下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承担公司决策和管理职能,应在母公司层面增设与统筹管理职能相关的机构或部门。根据《金控办法》的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只从事股权投资和管理,不经营具体金融业务;主要承担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业务协同、风险管理、高管任命、考核激励、薪酬管理等决策和管理职能。与这些职能相匹配,应在母公司层面设立战略协同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审计监察委员会等机构,统筹管理上述职能。为了更好地实施上述重要职能,母公司层面应相应设立战略规划、人力资源,业务协同、预算财务、投资管理、风险管理、后台业务、信息系统等业务部门,以保障母公司的重要职能能够顺畅推进和落到实处。为确保母公司的战略意图和重大决策能在子公司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母公司的高管可以适当地在重要子公司进行交叉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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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1 8:02:00

    12月18日,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下帷幕。2021年不但是中国步入“后疫情时代”实现经济全面复苏的一年,还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聚焦明年经济工作制定部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会议公报内容来看,释放出八大重要前瞻性政策信号值得关注。

   1.积极财政政策突出提质增效和可持续

  在原则上,去年会议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今年则在提质增效的基础上,强调了政策要保持持续性、稳定性和时度效。

  在主要任务上,财政政策将在促进创新发展、调节收入分配助力扩大内需、积极防控债务风险等方面起到更加重要作用。去年会议要求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同时要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今年会议着重强调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经济复苏迹象较为显著,保增长压力较去年有所缓解,今年会议对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了全新的要求。一是要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二是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另外,会议还提到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因此明年财政赤字水平可能会有所下降。

  2.货币政策“不急转弯”具有双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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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6 8:17:00

      当前,房地产融资政策趋向收紧,从需求端到供给端,从各融资渠道分项收紧到总量把控,其重点是控制房企有息负债增速。银行借款、债券、非标等融资渠道持续收窄,房企现金流不得不更多依赖销售回款。

  销售回款与房价关系如何?“三道红线”所隐含的有息负债整体增速上限是多少?“三道红线”下房企现金流压力如何?银行借款、债券、非标各融资渠道到期偿还压力又会怎样?如何平衡好有息负债增速与销售回款增速的关系?等等问题,市场十分关注。

  一、实施“三道红线”之两大必要性

  “三道红线”具体为红线一: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红线二:净负债率大于100%;红线三: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根据“三道红线”触线情况不同,试点房地产企业分为“红、橙、黄、绿”四档。以有息负债规模为融资管理操作目标,分档设定为有息负债规模增速阈值,每降低一档,上限增加5%。即如果“三线”均超出阈值为“红色档”,有息负债规模以2019年6月底为上限,不得增加;“二线”超出阈值为“橙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一线”超出阈值为“黄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10%;“三线”均未超出阈值为“绿色档”, 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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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3 7:48:00

    2020年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之下走出“V”型态势,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数据近期持续回升。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的影响,1-10月PPI持续徘徊在负增长区间;5月随国内经济复苏同比增速触底反弹,但反弹速率受成本传导约束。受前年猪肉价格上升的翘尾因素影响,年初以来CPI“高开低走”,核心CPI则不断回落,反映居民消费需求存在一定压力。受食品和油价的影响,2020年的CPI和PPI都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基本面。

  疫情等因素导致价格走势分化

  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造成全球供应链断裂,订单量下滑、库存成本上升双侧挤压工业部门购销利差,迫使企业压价促销以补充流动性,市场价格走低。行业景气度低迷带来居民部门就业压力增加、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需求整体走弱。但各行业受冲击程度和复苏趋势分化明显。生活必需品、食品、医疗等需求维持高位,租房、交通、衣着销售承压,对应食品项CPI、食品工业PPI等指标高位调整,1-10月累计同比分别为13.2%、3.64%,居住项CPI、纺织业PPI等显著走低,1-10月累计同比分别为-0.36%、-5.02%。国际油价下跌影响传导至石油天然气开采、燃料加工、化工制造等行业,后者价格持续低迷,1-10月累计同比分别为-26.3%、-14.17%、-6.73%;但黑色、有色金属采掘业PPI则在国际矿石价格上涨刺激下走高,其冶炼及加工业行业也在国内房产、基建投资的带动下稳步复苏,黑色金属冶炼加工行业同比于9月翻正,有色则于7月回正后维持稳定增速,10月累计同比已接近去年同期。

  图 1 食品及消费品价格下行明显,服务价格小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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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 8:13:00
       2021年前二季度GDP实际水平仍难达到或超过疫情前,即使下半年能够达到或接近疫情前增速,也需要巩固和平稳运行一个阶段。在这种运行格局下,显然不易采取明显紧缩的货币政策。 

  [ 人民币汇率开始较大幅度的升值,2020年5月以来升值幅度超过8%。 ]

  2020年伊始,疫情重创中国经济,货币政策进一步实施逆周期调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指导并推动LPR下行,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工具;推动银行办理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优惠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二季度后中国经济V形复苏,出口、投资和消费不同程度恢复,经济运行趋势性向好。四季度以来,有关2021年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甚至趋向收紧的声音响起。

  综合各种因素考量,2021年货币政策应更加突出稳健基调。

  经济运行态势需要货币政策稳健

  2021年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由于忽视政策的存在,美国疫情已基本失控。败选的特朗普对待疫情的政策必将是更加不以为然,其有限的时间和政策资源一定会用到对自己会产生利益的地方。

  因此2021年美国经济尤其是就业和消费很大程度上仍会受到疫情的拖累,至少上半年会有较为明显的困难。鉴于欧洲各国日益严重的疫情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疫情的进一步发展,疫苗广泛使用受供给能力制约短期内难以做到,而疫苗的有效性也有待市场加以检验,摩根大通近日预测,美国经济2021年一季度仍有可能同比萎缩1%。

  在疫苗全面问世后,2021年全球疫情的真正改善仍有待时日。为有效控制疫情,各国必将会采取遏制传染的相应举措,从而会影响到占GDP比重70%~80%的消费,拖累各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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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6 13:24:00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十四五规划时期,双循环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未来一个时期应采取七方面针对性举措加以实质性地推进。

  举措一是依托“一带一路”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空间。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使人民币国际化在境外信贷发展、基础设施投融资、大宗商品定价和电子商务计价结算等关键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民币投融资职能逐步得到了增强。未来政府相关部门要适时做好沿线国家政治、经济、金融市场的风险评估和预警,积极引导和推动企业和金融机构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投资和信贷行为,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护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利益和投资安全,为“一带一路”上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保驾护航。

  举措二是协同推进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性制度安排。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不能仅靠经常账户项下的跨境使用,还需要通过资本账户进行更为便捷的跨境流动,发展人民币交易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是决定资本账户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的重要因素,进而也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金融市场需要继续扩大规模并拓展深度,尤其是拓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同时需要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和推进国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境内人民币资产投资。

  举措三是拓展人民币货币计价和储备货币职能。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最主要的成果体现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有关的方面,金融领域内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尚有不小的距离。人民币最终能否成为与美元和欧元并驾齐驱的国际货币,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方面的表现十分关键。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是推动人民币实现计价功能和储备功能的重要抓手。未来既要发挥中国规模庞大的优势,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现货;还要发展期货市场,进一步扩大石油等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要在结算和投资职能的基础上,拓展各国储备需求;还要创新适合国外央行配置的人民币固定收益资产,满足国外央行对资产多样性和平滑期限结构的需求。

  举措四是发展和完善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需要在全球形成一个统一、具有深度和较高流动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的网络和体系。目前人民币离岸中心主要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周边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可以考虑在南欧、中亚、中东等地区和金融市场发达、影响力相对较强的区域中心城市布局新的人民币离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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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0 7:43:00
    刚刚闭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此同时,我国还要推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近期,中国银保监会郭树清主席也在《求是》杂志撰文,强调要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要求金融系统落实好金融供给侧改革、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等一系列目标任务。

  对外开放历来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打开窗户,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也会飞进来”。当前,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尤其需要正确认识扩大金融开放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金融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另一方面,在扩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又不能一味贪快求快,必须稳扎稳打、有序推进,注重防控金融风险发生。

  金融开放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2000年我国加入WTO前,国内曾不乏担忧的声音,认为开放外资进来,无异于“引狼入室”,将对我国金融业造成严重冲击。但20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金融业非但没有被外资冲垮,反而自身能力极大提升,获得了迅猛发展,如银行、信托、保险等此后都经历了一轮黄金发展机遇期。如今,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国金融业面对新一轮的金融开放,依然要充满自信、敢于海纳百川,将开放视为业务创新求发展和风险管理补短板的难得机遇。具体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对标国际先进理念,强化公司治理水平。良好的公司治理是金融机构强化风险能力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制度保障。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部分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平与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还不能完全适应监管环境从严和金融市场不断开放的趋势。近年来,一些中小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公司治理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较为突出,如股权关系不透明不规范、股东行为不合规不审慎、董事会履职有效性不足、高管层职责定位存在偏差、监事会监督不到位、战略规划和绩效考核不科学等方面,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重大风险。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理念来充实、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是现阶段深化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重点任务,是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机构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是引进优秀金融人才,夯实风险管理体系。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后,不但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工具,也将在人才方面为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注入充沛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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