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5-12 8:14:00
    近期,发改委印发了《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以下简称《任务》)。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十四五期间,中国各类要素资源将更注重集聚效应,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必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呈现“人地钱”供需匹配的特征,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将成为新的趋势,大城市的住房问题、农村的土地改革、老旧城区的改造都将引起市场产生深刻变化。中国房地产行业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正在逐步显现一系列新发展机遇。

  一、进一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进一步破除户籍制度壁垒,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障碍,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实质性地提升居民城镇化率。《任务》提出“有序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推动新生代进城人群便捷落户,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据统计,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有望到2025年达到65%的相对较高水平;但按照户籍人口为基础的城镇化率仅为45%左右,预计在十四五期间该指标提升的幅度较前者更大。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城镇化,而且需要在收入、公共服务、就业、保障等多个方面做好配套工作,为新市民提供有利于其长久居住在城市工作的条件,促成新市民永久性地融入城市,在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的同时提高其生活水平。《任务》在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一是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技能要素。考虑到中国农村教育水平相对偏低,中国城镇化有必要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适当增加财政补贴,开展针对性创业技能培训,扩大职业院校向农业转移人口的招生规模。二是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和保障能力。尤其是要解决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对租购房者同等对待,允许租房常住人口在公共户口落户。依法灵活确定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宅基地、集体资产等权益资产的交易属性,增加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改善生存条件。三是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未落户常住人口,鼓励城市公立学校按照与本地户口所有者同样的条件招收农业转移人口的孩子,完成养老保险城乡对接工作,给予新市民享有基本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服务权利。当前全国基本医保覆盖面积已经达到90%以上,但基本养老保险未参保人数超过9亿,企业年金制度覆盖面还不足基本养老保险的10%,“十四五”期间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将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或更长一个时期内给房地产市场带来持续增长的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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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26 8:08:00

  2021年以来,市场对于宏观政策的动向十分敏感,过度解读并非鲜见。近期市场十分关注相关会议和文件没有再提“不急转弯”,流行的观点认为宏观政策会“不急转弯”,但弯还是要转的。由于去年基数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一季度数据和非可比性导致市场对经济运行看法产生了较大分歧。如何拨开云雾准确判断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对于合理选择宏观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至关重要,是未来一个阶段精准施策的基础。在分析经济运行态势的基础上,下一步更加现实的问题很可能是要思考是否还需要“转弯”。

  1.   经济增长已基本恢复至常态水平

  梳理和分析已公布的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可以从总体上得出以下三个基本判断:一是经济增长已接近或基本达到常态水平,2020年四季度GDP已达6.5%,2021年一季度环比继续增长,两年平均增长5.0%,从总量上看产出缺口基本收敛。二是经济恢复的势头有所放缓,通常我国GDP季度环比增速在1-2%之间,较多的是1.5%左右,而一季度仅为0.6%,明显低于前值。三是需求和供给恢复不平衡,出口和制造业增长较快,房地产投资增速保持高位,消费却尚未恢复到常态水平,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仍为下降2.0%。

  从一季度数据中可以发现经济运行有以下一系列积极变化。作为对GDP贡献最大的消费由前一阶段的相对分化走向全面复苏,恢复的步伐明显加快。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比1-2月加快了0.4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达到6.3%。房地产投资在高位保持波动,一季度两年平均增速在7.6%。基建投资步伐有所加快,制造业投资在主动补库存和民间投资推动下有所回升。3月建筑业PMI投资环比回升7.6个百分点,显著高于此前5年平均2.26个百分点的增速。上述状况说明,相比于去年的经济复苏,2021年以来内需状况趋于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增速高位边际放缓,3月份出口同比增长20.7%,较1-2月份大幅放缓;而去年3月出口基数虽较1-2月出现大幅回升,但仍是除2月以外全年的最低水平。从一季度三个月的平均值看,出口总额已回到2020年三季度的平均水平。这种状况虽然从历史上看似乎表现不错,但在世界经济明显复苏的大背景下这种现象却应该引起重视。

  从结构上看,2020年3月份经济复苏直至2021年一季度,尽管内需持续处在恢复过程之中,但迄今为止仍未达到疫情前的增长水平。2021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为2.9%。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两年平均增长2.3%,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仍为负增长,只是房地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速较高。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4.2%。在内需增长仍未恢复到疫前水平的同时,经济增长整体上已接近或基本达到常态水平,说明外需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可以从2020年三季度后出口增速一反常态地大幅走高中得到证实。这可以说是疫情爆发后一年来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方面表明,在全球疫情依然存在并一定程度上继续发展的环境下,我国经济要做到百分之百的独善其身几乎是不可能的,内需尤其是消费仍会在一定程度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经济恢复要达到常态化的程度需要有合适的外部环境的配合。另一方面,分析和判断二季度后经济走势,除了要继续关注内需恢复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则是看外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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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16 7:50:00
  美联储补充杠杆率(SLR)的豁免政策已于3月31日到期。虽然很多银行及说客都曾极力游说美联储永久性保留豁免政策或是至少延期,但美联储依旧决定按照原定计划到期终止SLR豁免。不过美联储计划重新评估“补充杠杆率”,未来政策调整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随着SLR豁免政策到期不续消息的逐渐发酵,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幅度明显,而商业银行减持可能是国债收益率上升的重要推手。3月份商业银行准备金水平相比前两月也出现明显下滑,可见SLR豁免政策到期对金融机构资产总量和结构以及国债市场的流动性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虽然美联储再三明确表示,短期内不会出现加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但类似SLR豁免政策退出这类出于控制系统性风险需要实施的监管措施变化,也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出现短期流动性收紧的态势,值得关注。

  一、SLR是更为严格的资本要求

  补充杠杆率(SLR)是商业银行的重要风险指标。SLR的计算公式为一级资本/商业银行风险敞口,其中一级资本主要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风险敞口为银行所有资产和非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风险敞口之和,包括贷款、债券、准备金等资产。

  SLR要求最初来源于《巴塞尔协议III》(以下简称为《巴III》),后者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防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通过引入杠杆率并将其纳入第一支柱,弥补了资本充足率要求下难以有效反映表内外总资产扩张情况的不足,填补了对资产通过加权系数转换后计算资本要求所带来的漏洞;通过扩大风险资产的覆盖范围,提高了交易业务、“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以及场外衍生品交易(OTC derivatives)和证券融资业务(SFTs)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CCR)的资本要求,增加了压力状态下的风险价值。

  根据《巴III》规定,商业银行SLR需保持在3%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更加有效地防范风险,美联储进一步加强了SLR要求,规定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性质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必须保证5%以上的SLR比例。2020年4月1日,在美国新冠疫情爆发的背景下,为使存款类金融机构更好地发挥刺激经济的作用,美联储宣布将美国国债和准备金排除在商业银行风险敞口的计算之外,也就是前文提到的SLR豁免政策。此举相当于降低了SLR计算的分母,让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能够更从容地应对5%的SLR比例要求。

  二、SLR豁免政策退出的主要考量是防控系统性风险

  SLR豁免政策是美联储应对疫情风险和平衡量化宽松(QE)的产物,其政策本身具有一定的短期性和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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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7 7:39:00

  2021年1-2月份,经济增长继续恢复。受2020年基数的影响,很多经济数据十分罕见。透过这些非常夸张的数据,仍能观察到目前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并可以以此为基础对未来进行理性和审慎的分析,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国际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走向复苏,全球需求明显回暖,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然而我国与主要经济体疫苗接种不同步、货币政策不同步、美债收益率高企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预期恶化等都可能对我国经济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2021年以来,中国疫苗接种速度慢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可能带来延迟开放的风险。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数据,截止到2月中旬,中国接种疫苗人口比例仅为3%,远低于美国的17%,也低于以色列、英国、欧盟等经济体。经济学人智库预计,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的接种率要达到60%的目标,至少需要到2022年年底,比疫苗接种最快的国家至少晚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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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25 10:26:00
  2020年下半年至今,随着疫后我国经济快速恢复、金融开放持续推进、中外利差走扩,全球投资者投资中国的意愿明显上升,全球资本加速流入我国证券市场,四季度直接投资项下顺差大幅增长,而贸易顺差连续三个季度放量,市场纷纷预测我国国际收支将出现“双顺差”。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良好的预期和中美之间货币政策的差异可能推动国际资本持续流入境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升值压力,以短期资金为主的证券投资大幅流入也可能会给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如何保持资本和金融账户收支基本平衡应该引起宏观政策的高度重视。

  资本和金融账户资金趋势性加快流入值得关注

  随着疫情被有效控制和经济V型复苏,2020年二季度开始,我国证券投资收支出现大幅顺差。二季度证券投资收支由一季度流出532亿美元反转为流入424亿美元,三季度继续维持439亿流入,二三季度合计顺差达863亿美元,为近年来的次高。四季度数据虽未公布,但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测算,2020年四季度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资金超1400亿美元,其中一大部分流入了中国市场;再从中国资本市场同期运行情况来看,可以预想四季度我国的证券投资收支大概率也将保持大额顺差。由此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证券投资收支顺差将带动资本和金融账户由逆转正,从而出现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然而,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2020年四个度,资本和金融账户都是逆差,分别为逆差139亿美元、153亿美元、412亿美元和1302亿美元,全年逆差2040亿美元。实际结果显然与“双顺差”的推论大相径庭。

  厘清这一问题需要分析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子项“其他投资”。2020年二季度,其他投资收支由顺差转逆差,并伴随幅度快速扩大,一季度顺差277亿美元,二季度转为逆差580亿美元,三季度逆差进一步扩大为1079亿美元。正是其他投资项下收支的大幅逆差,对冲了证券投资收支的顺差,使得资本和金融账户没有出现预期中大幅顺差的景象。仔细分析其他投资账户的细项,又可以发现,货币和存款、贷款和贸易信贷这三项流出规模的猛增是其他投资收支逆差的主要原因。货币和存款收支逆差规模的增加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外贸企业收汇后选择将部分外汇留存境外;二是商业银行在企业结汇后,没有在外汇市场上售汇,而是选择将部分外汇以货币和存款形式存放境外。考虑到货币和存款形式的资产收益较低,商业银行可能选择增加对外贷款和贸易信贷的投放,以提高境外资产收益。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除了直接投资以外,资本和金融账户资金的流入主要是证券投资项下的,而流出更多受其他投资项的影响;且相对于流入主体的多样性,资金流出主体可能主要是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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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5 8:01:00

   3月5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优化存款利率监管,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继续引导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在当前市场各方对于货币政策何时转向、流动性是否趋紧等分歧严重的敏感时刻,“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 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解读。

  我们认为,要准确理解“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需从货币政策整体环境、贷款利率定价机制、银行负债端成本等角度综合辨析,从而进一步增强对货币政策回归中性、政策“不急转弯”的认识。

  一、“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的前提是货币政策不急转弯

  就中国的实践来看,货币政策收紧在宏观调控层面可表现为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等调控措施出台。上调准备金率将紧缩银行的可贷资金,约束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尤其是对中小银行影响较为明显。而中小银行恰恰是服务地方民企、小微的重要生力军,如果这些银行信贷规模收缩,相关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水涨船高。从现实金融条件来看,现在并非存款准备金率上提的有利时机。原因在于,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财富投资渠道日益多元化,大量资金不断流入资本市场或其他金融资产领域,即所谓的“居民存款搬家”现象,银行体系内的资金规模存量也由此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例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增速指标已从2015年7月的13.4%一路降至2020年2月的8.1%。2020年疫情期间,因居民消费和企业生产活动受到抑制,存款增速又有一定程度的被动回升,高点为2020年11月的10.7%,到2021年1月已回落至10.4%。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居民消费和生产回归正常,未来较长时间内,存款增速下降趋势仍有可能延续。在这种环境下,收紧货币政策需要认真考量。

  在金融市场层面,货币政策收紧表现为市场流动性紧张,如以DR007为代表的货币市场利率快速上扬。在“利率双轨制”时代,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各自为政”,货币市场利率和流动性变化难以影响信贷市场利率和资金供给。但随着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以及货币当局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市场流动性紧张如持续时间较长,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银行的贷款利率和信贷投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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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1 7:54:00

  2020年二季度以来,物价运行出现分化态势,CPI同比持续下行,而PPI同比则逐步回升,两者于年底和年初形成剪刀差。在全球疫情好转、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大宗商品价格涨势凶猛的形势下,2021年国内物价运行趋势引人瞩目。

  一、2021年CPI将温和上涨

  在需求逐渐释放、猪周期下行及翘尾因素的共同作用下,CPI预计将维持全年低增长。2020年CPI结构性分化明显,非食品CPI全年处于0-1%的相对低位,下半年起频繁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同期核心CPI亦落入0-1%的历史低点,2021年1月出现负增长,表明疫情后的经济运行供给端恢复大于需求端,居民部门消费水平仍未完全回升至疫情前平均值。2021年,经济全面复苏、就业及收入情况改善是CPI企稳回升的重要支撑。上半年在全球疫苗普及度提升及经济加速回暖的带动下,出口增长有望带动国内外经济体基本面共振,叠加内循环进一步转好,从而刺激需求扩张,推动消费品价格温和恢复。中国制造业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需求提振也将得到充足的供给保障,核心CPI难以大幅上涨。2020年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及疫情防控措施对交通运输业的限制,交通和通信项CPI全年下跌3.5%,其中交通工具用燃料下跌13.72%,随着2021年油价回升和交通管制的进一步放开,在逐渐恢复的“外出经济”带动下交通及通信CPI同比有望快速修正。2020年CPI月度同比在猪周期的带动下“高开低走”,对2021年造成的基数扰动也由强转弱。一季度CPI翘尾因素为负,二季度末逐步回升至1%,之后回落,对应CPI大概率在6月达到全年高点后回调。全年CPI有望维持在1.0%-1.5%的低水平,CPI的相对低位为货币政策的灵活实施提供了可选择的空间。

  图 1  猪周期下行拉动CPI低位运行

  猪周期下行速率的关键影响因子由出栏数量向养殖企业出栏策略及生猪饲料价格转移。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开数据,2020年四季度生猪出栏数累计达52704万头,已恢复至2016-2018年平均水平的75%以上,预计二季度末将恢复至常年平均水平。在出栏数回升前提下,约束猪肉价格下行速率的条件转为出栏重量的下滑及仔猪及饲养成本的提升。一是因为养殖企业抢售效应对猪肉总产量产生冲击。2020年末及2021年初,养殖企业在长期价格下跌及养殖成本抬升的确定性预期催动下出现抢售现象,商品猪出栏体重下滑显著,部分预计应于2、3月份足重出栏的生猪被提前出栏抛售。长期来看,抢售行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体猪肉产量,部分抵消了出栏数量上升对猪肉产量的贡献,以至于猪肉产量的增速可能低于存栏头数的增长。二是因为存栏量上升预期下饲料价格涨幅明显。全国生猪饲料均价已从2020年初的2.5元/千克上涨至2021年2月中旬的3.5元/千克上下,外购仔猪育肥出栏成本远高于自繁自养完全成本;同期猪粮比价也从15上下降至9以内,十分接近8左右的历史猪粮比价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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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0 7:53:00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供给能力迅速萎缩,而中国供给体系却发挥了巨大的能量,我国出口逆势增长。长期依托外循环发展起来的制造业是否还需要推进以内循环为主体转型?如果需要,以内循环为主体的转型有哪些有利条件?转型的路径怎么走?本文拟就这一系列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推动制造业以内循环为主体转型的必要性

  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可以用全球进口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测量(逆)全球化的程度,2008年是全球化的巅峰。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发达经济体增长低迷的大背景之下,作为主要进口方的发达国家为了自救,纷纷采取“去杠杆”的手段,为了保护本国的就业滋长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再加上“新经济”业态的崛起和国际直接投资(FDI)长期低迷等因素的影响,全球贸易迅速缩水。2012年至2019年全球出口平均增速只有1.5%,此前20年约为3.6%。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的思潮和政策主张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活跃起来。尤其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逆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国际贸易争端越来越频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得全球经济进一步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交往大幅受限,全球化进一步受到重创。

  2019年,中美贸易累计下降14.6%。其中,出口下滑12.5%,进口下滑20.9%。特别是该年9月,美国对华3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措施正式实施后,我国对美出口阶段性降幅达到两位数以上。受此影响,我国整体出口数据有7个月环比增幅为负,进口数据则有10个月环比增幅为负。以美元计,2019年,我国全年出口增长0.5%,增幅为2016年负增长以来的最低水平,进口则下降2.8%,贸易顺差超过4200亿美元。2020年,我国外贸逆势增长。其中,出口同比增长3.6%,进口同比下降1.1%,贸易顺差5350.3亿美元,创2016年以来新高。

  一个时期以来,高额贸易顺差通常成为欧美指责我国贸易政策的理由。这种将全球失衡简化为贸易失衡,又将贸易失衡进而归咎于顺差国责任,片面且有失公允的指责,使得中国近十几年来一直承受着很大压力,也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遭遇两大挑战:一是海外市场面临收缩压力,二是进口产品和技术,尤其是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比过去要困难。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8%迅速下降至2020年30%左右的水平。

  在逆全球化、中美博弈和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中国制造业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和冲击。一方面,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加工密集型企业开始陆续到周边国家寻求投资发展机会,虽然目前外迁规模不大,但应该引起重视;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0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服务业仅占不足20.0%,到了2020年则增长到77.7%。与此相对应,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则从高于80%下降至不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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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8 7:59:00

    2021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阐述了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报告》在总体上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政策回归常态化,年内经济运行目标包括增长、物价、就业等基本回归到疫情前水平。政策含义在于淡化经济增长“量”的目标,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政策更加下沉,更贴近实际需要。比如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普惠金融力度、延长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加强对中小外贸企业信贷支持、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等等,均体现政策在进一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落地。三是宏观政策延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调,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在碳达峰行动方案、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以及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等方面继续保持了政策延续性。具体而言,有十点内容值得重点关注,把握好这些重点关注内容,对于做好全年工作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一、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不小的力度,政策重心适应经济发展目标调整。在《报告》中,GDP增速目标与预算赤字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安排之间存在显著的预期差。一方面,6%以上的GDP增速设定明显低于外界此前的普遍预期;另一方面,3.2%的财政预算赤字和3.65万亿的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安排均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外界的一般预期。在回归常态的基调下,这样一组预期差实际上反映了2021年经济发展目标的结构性变化和财政政策重心的相应调整。2021年财政收入增速回正,甚至达到两位数将是大概率事件。为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财政支出适度正增长十分必要。而财政政策的重点将从通过基建投资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效率更高、结构更为灵活、重点更加突出的公共消费和服务领域。

  具体表现一是促进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在加大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投入,对企业研发费用实行加计扣除,出台税收优惠和补贴机制鼓励企业的研发和创新等方面。二是优化和落实减税政策,继续助力市场主体增强活力。2020年,企业减税降费规模达到2.6万亿元,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2021年,针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优惠,以及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的所得税减免政策有望进一步扩大减税降费规模。三是支持扩大内需,挖掘国内市场潜力。2021年,财政资金将继续扩大有效投资,在促进区域协调重大工程、“两新一重”建设、基建短板、信息网络、现代化服务体系以及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相关项目中积极作为。四是促进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供给保障能力。五是大力支持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等各项工作。为保证积极财政政策能够顺利高效地执行,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将得到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覆盖范围也将继续扩大,纳入直达机制中央财政资金将达到2.8万亿元,规模明显大于2020年。

  二、中性货币政策要平衡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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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5 7:54:00
   2020年,我国经济成功抵御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经济增长实现“V”型反转。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明显,减税降费政策成效显著,有效降低了企业部门的生产经营成本。2020年全年分别实现财政收入和支出完成全年预算的101.46%和99.09%。全年财政收支缺口为6.27万亿元,距离6.80万亿元的预算安排仍有一定差距。全年实际一般预算赤字率为6.17%(一般预算缺口为6.27万亿元,名义GDP为101. 60万亿元)。据Wind统计,全年累计发行国债7.12万亿元,较2019年大幅增加2.95万亿元;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44万亿元,较2019年增加2.08万亿元。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经济恢复的力度明显加大。而财政赤字率显著提升使得政府债务付息支出增速升至16.40%,较2019年增长3.8个百分点。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十四五”规划建议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和方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2020年财政政策是为应对大范围突发性事件及其冲击而制定的,规模和力度均非常态。而2021年财政政策虽仍定调为“积极”,但经济环境的改变决定了其内涵也将呈现相应的变化,即积极财政政策将在2021年回归常态。在这个前提下,相应的政策措施势必将提质增效,重点突出。我们认为,2021年财政政策的重点实施方向可能会在以下五个方面。


  1、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尽管我国经济成功抵御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冲击,经济增长实现“V”型反转,但疫情的巨大冲击使得全球经济严重衰退。而且2021年疫情变化仍具不确定性,全球经济依然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之下。因此,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依然面临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2021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在稳中求进的基调中推动国内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21年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主要有三大抓手。一是做好财力保障,支持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工作,稳住全国经济的基本盘。这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必然要求。因此,在保证已有重大生产建设项目继续稳步推进的同时,2021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仍将会有数量可观的大型生产建设项目上马,而这离不开财政资源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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