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6 8:21:00

金融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加强治理不应松动,并应成为长期的重要任务。通过强化治理,让原本正在靠近的灰犀牛走开。

2017-12-5 8:13:00


  新时代的经济特征其实是未来所追求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将是中国经济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的过程,也是由大到强的演进过程。

  在新时代,经济增长新动能将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先进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后产生的新动能,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未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将成为消费升级的关

  党的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处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会有哪些主要特征?经济领域会发生怎样的趋势性变化?值得思考。

  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总任务、主要矛盾、根本宗旨、总体布局、基本方略、战略部署和体制改革等各方面入手梳理,未来经济领域可能在十个方面发生重要变化,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第一,实现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已经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但是也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过于粗放,质量、效益不尽如人意。一直以来我国就提倡经济要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型,但迄今为止成效并不显著,实现集约型发展方式始终是重要的努力方向。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就意味着未来经济必须摆脱粗放型发展方式,朝着集约型方向发展,并最终确立集约型的发展方式。十九大报告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结构以及活力等,充分表明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实现粗放型到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转变是构建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为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些重大变革都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集约型发展方式成为新时代经济的主体发展方式。

  第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形成

  在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中,投资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目前,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约为45%,而美英这一数字较高时为27%,日韩较高时则为41%。近年来,消费正在逐步发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大。但在2016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69%,而我国仅为39%。可见,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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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2 8:41:00

  从创新型国家科技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看,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政府的作用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科技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有利于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法律环境等。

创新型国家建设呼唤科技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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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0 15:35:00

  外资对中国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大幅放开。11月10日,据国新办消息,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目前我国金融业总体运行平稳,具备了进一步开放的良好条件,当前金融体系能够接受外资以更高持股比例进入。”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现在新的境外投资者单个和累计持股比例开放力度比较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外资对中国金融业投资的需要,有助于吸引外资中长期进入中国市场。对于中国金融业提升竞争力而言,进一步开放也会带来更多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和多元化投资者。”

  从金融行业来看,银行业等规模体量较大,外资提高持股比例的资本金要求较高。“境外机构大规模持股国内大型银行的可能性不大,但逐步提高对中小型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公司等的持股力度的可能性会相对更大一些。”连平说。

2017-10-25 8:58:00

  近期M2持续走低,差不多降至国际金融危机时的低点,九月出现预期中的反弹。市场存在一些担忧,但也有观点认为可以接受,在此谈些管见。

2017-9-26 8:19:00


  作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业态,服务实体经济好不好,主要看实体经济的感受,而不是看金融业产品创新的多和少,金融业是否在国际上处在先进水平。对实体经济服务得好不好才是衡量金融业做得好不好的最重要标准。

  我国经济增长水平和运行质量,毫无疑问应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争取达到最好状态。但我国的融资结构却应该实事求是,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择最适合我国实体经济需要的融资结构。融资结构重要的不在于水平高低,而在于是能否服务好我国的实体经济,能否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能否使金融体系更加平稳、健康运行。

  由于拥有大量存款,银行体系遂具有较强的信贷投放需求。若银行吸收存款后放贷较少,必然会将资金引入非银行融资体系,从而拉长资金链条,抬高融资成本。

  如果保持以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那么就需要理性地看待货币存量与GDP比例相对偏高、杠杆水平相对较高,以及企业负债水平相对偏高的状况,不能简单地把国际上的数据引进来进行比较。

  近年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备受关注,要求金融脱虚向实的呼声很高。防控金融风险已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金融工作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尤其强调了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两项任务,除了继续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外,还有必要从战略规划出发,思考融资结构转型的问题,即究竟采取怎样的融资结构才会更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

  用两把尺子反思“共识”

  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应该是评判我国融资结构是否合理有效和转型成功与否的两把尺子。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就是说,金融要摆正跟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金融业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业处于辅助地位,而不是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时也可以为主,或者说在某一阶段可以为主。作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业态,服务实体经济好不好,主要看实体经济的感受,而不是看金融业产品创新的多和少、金融业是否在国际上处在先进水平。对实体经济服务得好不好才是衡量金融业做得好不好的最重要标准。

  防控金融风险表面上看似乎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些距离,其实不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全球性危机和重要经济体的危机一旦发生,就一定从金融市场发端,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例如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至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实体经济必然遭受很大伤害。事实已经证明,金融业以自我为中心运行,脱实向虚,甚至自娱自乐,必将导致金融风险频繁出现,最终酿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从而贻害实体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控金融风险最终也是为了保障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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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17 8:09:00


 ■8·11汇改后,人民币贬值压力得到较为充分的释放,人民币汇率逐步接近由基本面决定的均衡汇率水平。随着中间价定价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预期逐步趋向平稳,贬值预期明显消退。

  

  ■对于开放型经济大国来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效应。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了建立更为有效的汇率制度,汇率市场化改革必须坚定向前推进,但与此同时又必须高度关注这一过程中的风险。建议下一步改革宜统筹协调、稳妥审慎推进,重点处理好八个方面关系。

  

  ■经验证明,既很难找到某种汇率制度可以适合所有国家,也不存在适合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需求的汇率制度,更没有只有利而无弊的汇率制度。未来我国应继续在汇率浮动、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寻求利大于弊的平衡,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侧重。从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看,人民币汇率在弹性加大的同时保持基本稳定,货币政策保持独立性仍应是政策的优先选项。

  风云变幻中,8·11汇改已历时两年。期间人民币汇率由震荡贬值逐步走向企稳反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依然行进在路上,任重而道远。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

  两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不断完善。8·11汇改强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要参考上日收盘价,汇率市场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此后,中间价定价机制不断完善。

  2015年12月, CEFTS人民币汇率指数发布,“参考上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双参考定价模式形成,从而较好地平衡了汇率弹性和稳定汇率预期的目标。

  2017年初,央行决定将CEFTS篮子中的货币数量由13种增至24种,并缩减一篮子货币汇率的计算时段,使美元占篮子的权重下降,避免了原定价公式中的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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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23 8:40:00

在21日“宏观审慎政策:新现象与新发展”金融与发展论坛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指出,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这两个支柱的角度去看,接下来求稳应该是最为重要的目标。也就是在降杠杆、金融稳定、服务实体经济三者之间保持好平衡。下半年则需密切关注融资成本或将上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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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2 8:22:00

■十多年来的市场变化已清楚地证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失衡主要不是需求侧问题,而是供给侧问题。建立房地产市场管理长效机制,必须站在战略高度和更大的格局来看待这一问题,从供给侧入手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保障土地供给,在动态中形成合理的供求关系,从本源上解决这一“世纪难题”。


 

  长期以来,伴随着部分城市房价周期性持续大幅上涨,人们热切期盼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尽早出台。自200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有节奏的涨价史,也是一部左右为难的价格调控史。从需求方的调控方式来看,可以说十八般兵器都已上阵,但效果却依然不尽如人意。事实已经证明,部分城市房价持续大幅上涨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需求侧而在于供给侧。

  

  房价高涨的根源在供给侧

  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购房需求必然持续大幅增长。一二线城市产业基础较好,市场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并且工资水平相对较高,通常是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首次置业需求通常会持续较为旺盛。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大城市居民通常收入增长显著且平稳,改善性购房需求也会持续增长。而房价长期以来居高不下且周期性大幅上涨,加上大量货币投放,又刺激了较大的交易性和投资性需求,对房价上涨推波助澜。上述需求方面因素及其变化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已成了市场的共识。十多年来,有关各方在抑制需求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市场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虽不能说收效甚微,但却是不尽如人意,这似乎也是市场的共识。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顺应市场供求关系,在合理管理需求增长的同时,有效地增加住房供给,平抑房价过快上涨呢?近年来我国建设用地供应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房地产用地面积下降更多。2013年-2016年,房地产用地占供地面积的比例逐年下降,分别为27.4%、24.8%、22.5%和20.8%。但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供给问题并不是个总量问题,而是个结构问题。

  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观点,就是中国人多地少,房价上涨的根源在于部分城市土地稀缺,北京土地稀缺、上海土地更稀缺等等。从全国范围看,中国人均拥有土地并不富裕,但是房价过快上涨的现象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在过去的两年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累计上涨了11.87%,其中一线和二线重点城市的涨幅分别达到了40.3%和23.4%,四个一线城市的累计涨幅由高到低分别为深圳50.1%、上海45.5%、北京35.2%、广州30.6%。今年以来在政策的严控下,需求呈现出由热点城市向非核心城市外溢的效应,一季度涨幅排行前十的城市中,热点城市三亚、广州仍雄居榜首,呈现核心和非核心城市联袂上涨的格局。虽然城市群内的三线城市房价在一二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的外溢效应的推动下出现上涨,但总体看来,仍是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压力较大。那么这些城市土地真的很缺吗?土地的使用效率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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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5 8:13:00

  即便我们按更为宽泛的范围计算,2016年政府部门的负债率为46%左右,依然低于全球大多数国家。不但中国整体负债水平不算高,并且负债结构尚属健康,主要是内债,外债极少。

  北京时间24日上午,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长期债务评级由Aa3下调至A1,展望从负面调整至稳定,而短期债务评级则继续保持最高级不变。穆迪称,在此次调降评级中所反映的预期是随着潜在的经济增长放缓,中国财政状况未来几年将会有所削弱,经济层面的债务水平将继续上升。穆迪认为,预计在2018年底前,政府直接债务负担与GDP之比将逐步升向40%,到2020年底时将接近45%。未来五年的潜在增长率将降至近5%的水平。

  通过分析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理由,我们认为其客观依据不足。

  1.经济体总体负债水平不高

  从政府部门的负债来看,穆迪认为2018年底中国政府债务负担与GDP之比升至40%,到2020年底时接近45%。即便我们按更为宽泛的范围计算,2016年政府部门的负债率为46%左右,依然低于全球大多数国家。例如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巴西、印度的政府部门负债率分别为216%、104%、119%、78%、74%、68%,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的负债水平大都显著高于中国,根本不会对政府对外信誉带来影响。从总体负债水平来看,中国政府、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全部债务总杠杆水平为237.6%,在国际上处于中游水平,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接近,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英国的总体负债率为255.7%、372.5%、299.9%、301.1%、283.1%,都高于中国。

  2.中国的负债主要是内债,对外风险很低

  不但中国整体负债水平不算高,并且负债结构尚属健康,主要是内债,外债极少。截止2016年末全口径下的外债总额为1.4万亿元,占中国债务总额的比重只有5.4%,占GDP的比重为13%。相对于全球主要国家,中国对外负债水平很低,并且具有大量国际收支盈余,对外风险很低。截止2017年4月,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家。截止2016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6.5万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4.7万亿美元,金融对外净盈余1.8万亿美元。

  3.各部门债务压力不大,负债水平大幅上升可能性较小

  从债务增长情况来看,政府部门债务绝对水平不高且已经在降低,非政府部门债务水平正在去杠杆。从2013年以来,中国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清理,新预算法实施后,我国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2013年政府部门杠杆率略微高于50%,目前已经下降到46%。从2015年开始中国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迄今为止置换额度已达约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正在逐渐降低。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相对较高,这与储蓄率高、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正在开展积极稳妥的去杠杆工作,积极处置不良资产,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将有所下降。

  4.中国财政实力雄厚,财政状况较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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