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9-6 8:14:00
预期管理是宏观调节和金融管理的重要内容。理性预期学派认为,预期的形成本身就是经济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消费者和企业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对象,而且也以其预期引导下的经济行为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因此,金融市场预期引导至关重要,外汇市场需要培育理性预期。

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作用下,当前我国外汇市场较易形成单边贬值预期。与前十年明显不同,伴随着2014年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下行压力的显现、美联储加息和美元持续升值,市场较易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在市场非理性预期及其行为的推动下,市场贬值压力还会进一步增大。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风险明显增加、外部环境明显恶化的条件下,股市和汇市容易形成联动效应,从而进一步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贬值预期。

市场单边贬值预期的形成有非理性因素,也有理性的成分。在目前的内外部条件下,要完全消除单边贬值的预期是不现实的。淡化这种预期可以选择的方式包括:增加汇率弹性来一定程度释放单边贬值压力;逐步改善内外部条件尤其是自身经济基本面,从根本上缓释贬值预期的动因;通过合理、有说服力的引导来影响市场预期。

为有效促进理性预期的形成,市场预期管理和沟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年来,通过不断实践和总结,市场预期引导和管理改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市场预期管理的及时性、透明度和针对性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高。预期管理并非只是宣传、教育和引导,还应建筑在汇率中间价机制调整、市场供求关系调节以及合理的市场干预基础之上。只有虚实有机结合,预期管理才能真正收到实效。应该指出,宣传、教育和引导是需要的,但也应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有理有据地开展,否则则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应处理好改革推进的相机抉择和预期疏导的关系。之前的改革策略似以“相机抉择”为主,条件合适就加快推进,时机不佳则暂缓推进。这种策略的好处是灵活、有弹性,可以视外部环境变化选择比较好的时间窗口。不足的是往往与市场及时沟通不够,难以有效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往往市场还可能产生误解。未来改革推进可以考虑相机抉择和预期引导有机结合。建议事先告知市场汇率机制改革的总体方向、基本框架和大致路径,让市场有相对明确的框架性预期,再具体结合内外部条件选择合适的实施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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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5 7:43:00

  逆周期因子依然存在于货币当局的工具箱中,将来不能排除使用逆周期因子调节汇率的可能性,接下来要视市场运行状况来决定是否使用。当然,除非出现不得已的情况,否则能不使用的话尽量不使用该工具,以避免对市场造成不必要的干预。保持人民币汇率应有的弹性是必要的。目前使用的是相对较间接的价格型调节工具,即上调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同时严格规范银行售汇业务,抑制市场违规购汇行为。这些举措在管控市场顺周期行为和“羊群效应”、调节供求关系等方面将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与2015-2016年相比,当下整个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相对而言较为平稳。尽管人民币汇率最近出现了阶段性的较快贬值,但与其关系密切的资本流动却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外汇储备还略有增加。尽管6月、7月的情况与4月、5月时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比较平稳。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上,人民币贬值预期依然存在。尽管这与国内经济增长稳中有变、经常项目顺差收窄和宏观政策适度偏松调节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大,包括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美元走强尤其是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等。如果未来汇率出现超调,尤其是当汇率超调、资本大规模流出和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形成联动时,调整逆周期因子参数的可能性就大幅上升。

  广义的看,货币当局和外汇管理部门调节汇率的方式涉及多个维度,包括调节供求关系、调整汇率机制、增减交易成本、直接参与交易、影响引导预期等。狭义的所谓干预,主要是指直接参与外汇市场交易。目前来看,货币当局运用的方式主要是平衡外汇需求、增加交易成本和引导市场预期。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逆周期因子参数调整、收盘价和货币篮子的构成、汇率波动幅度等,都存在调节空间。

  汇率机制的调整不同于市场汇率的波动,机制一旦调整就不宜轻易和频繁地变动。因此如果要调整,也往往是一个带有趋势性的变化。所以货币当局和外汇管理部门的操作会比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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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6 9:30:00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第二次会议指出,在流动性总量保持合理充裕的条件下,面对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必须更加重视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去年以来,金融领域有力实施强监管政策,对于防控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结构性稳杠杆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尤其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得到明显改善。

数据显示,2018年6月末,我国总杠杆率为248.9%,与2017年全年水平持平,比去年同期降低0.3个百分点;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2.4%,比去年末和去年同期分别回落1.2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公开统计口径杠杆率为35.4%,比2017年回落0.9个百分点,延续了2015年以来的回落态势;住户部门杠杆率为51%,比去年末上升两个百分点,增幅持续放缓。

金融领域降杠杆成效显著。银行的表外业务和同业业务明显收缩。2018年5月末,银行表外理财产品余额降至22.3万亿元,连续7个月同比负增长;通道类信托业务规模较去年初减少9730亿元,同比增速较去年初下降34个百分点。去年11月资管新规公开征求意见以来,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资管计划的通道业务规模下降2.23万亿元,降幅为11%。

伴随着去年开始金融强监管措施的实施,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票据融资下降比较快,导致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下降明显,同比少增两万亿元,幅度是18%。2018年1至6月,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三类非标资产进行的表外融资同比少增合计3.74万亿元。

从这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金融收紧的效应是客观存在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融资规模虽然少增,信贷增长依然是比较平稳的,金融收紧的效应主要体现在非信贷融资领域。

当前经济运行遇到外部挑战,而金融收紧效应在外部环境严峻条件下很可能会被强化和放大。外部挑战加大对商业信心和市场预期带来压力,也会推动经济主体风险偏好下降。这不可避免地会增强市场上已经存在的金融收紧效应,也就是所谓的“紧信用”。而当前“紧信用”的特点是非信贷部分的社会融资收紧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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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2 8:00:00

由于2018年以来融资增速大幅下降、市场流动性偏紧和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货币政策应前瞻性适度向偏松方向微调。鉴于控杠杆是一项长期任务,未来应避免货币供给增加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继续抬高杠杆率,引发新的金融风险。

   今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风云突变。2017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为有效防控日益增长的金融风险,我国去杠杆稳步推进,已经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严规范和强监管大力实施,在有效治理金融领域的乱象同时,金融收紧效应明显呈现。在非信贷社会融资规模收缩的背景下,上半年三大需求不同程度放缓,下半年经济增长仍有一定程度下行压力。当前和未来阶段,我国货币政策面临多重挑战,需要灵活审慎加以应对。

  货币政策面临多方压力

  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

  在国际层面,这种挑战的性质是矛盾的。近年来,美联储按部就班加息和部分发达国家跟进,对全球资本流动和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汇率带来压力。部分拉美、东欧和中东等国家货币汇率出现大幅贬值。为应对资本外逃,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大幅提高利率。美国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2015-2016年,人民币承受较大贬值压力,我国资本阶段性较大规模流出,其中重要的外部原因是美联储启动加息。当下人民币面临一轮贬值压力,与美联储继续加息有关。

  2018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加快步伐,一季度GDP增长达2.7%。据美国商务部数据,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达4.1%,为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快增速。同时,通胀不断攀升,6月CPI同比上涨2.9%,创2012年以来最大增幅;失业率接近历史新低,就业达50年来最好状态。美联储大概率会坚定现有加息步伐,从而进一步收缩中美之间利差。目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之间距离已小于0.5个百分点。可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国货币政策带来收紧压力。

  随着外贸不确定因素增加,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会有一定程度下降。外贸不确定因素增加,给全球市场包括股市、债市和汇率等带来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通常对货币政策的要求是相应松动,逆向调节,进行合理对冲。尤其是在未来前景扑朔迷离的形势下,市场对货币政策会有随时向宽松调整的要求。

  国内层面的挑战性质也是矛盾的。去杠杆要求货币供给和融资增长相应放缓。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杠杆率水平总体处在良好状态。杠杆率水平大幅上升是从应对危机、信贷投放大幅增长开始的。2009年我国信贷增长达30%以上,一年投放的信贷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投放信贷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大规模信贷投放为之后约十年的货币快速增长和(港股00001)杠杆率攀升埋下了伏笔。为此,去杠杆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必须久久为功、持之以恒。这就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持续稳健偏紧尤其不能大幅松动的要求,一旦因某种需求大幅放宽货币政策,则去杠杆可能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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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25 8:07:00

201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稳中趋缓、经济结构深度调整、金融去杠杆持续推进和监管加强等因素影响,表内承接表外融资需求压力增加,企业信贷融资稳中有增,普惠金融信贷投放质量有所提高,房地产贷款增速持续回落,居民融资结构优化效果明显。总体而言,信贷投放节奏基本保持平稳,投向结构正在逐步改善和优化。未来随着降准长期效果的逐步显现,以及定向支持政策组合的逐步落实,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2018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29.15万亿,同比增长12.7%,增速比上季末低0.1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贷款9.03万亿,同比多增1.06万亿元。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受宏观经济稳中趋缓、经济结构深度调整、金融去杠杆持续推进和监管加强等因素影响,表内承接表外融资需求压力增加,企业信贷融资稳中有增,普惠金融信贷投放质量有所提高,房地产贷款增速持续回落,居民融资结构优化效果明显。总体而言,信贷投放节奏基本保持平稳,投向结构正在逐步改善和优化。

  一是企业信贷融资稳中有增。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增速趋缓、金融去杠杆和强监管等因素影响,影子银行等非信贷融资渠道收紧,企业表内信贷融资需求增强。在表内承接表外融资需求压力增加、行业资金面整体趋紧的形势下,企业的流动资金相对紧张,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需求增加明显。截至6月末,本外币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余额34.37万亿,同比增长3.9%,增速比上季末高1.9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1.33万亿元,同比多增1.23万亿元。受经济增速整体趋缓影响,企业用于生产经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中长期贷款上半年增速呈现稳中趋缓的态势。二季度末,中长期贷款余额为49.52万亿,同比增长13.0%,增速比上季末低1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3.66万亿元,同比少增4902亿元。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金融去杠杆和监管政策持续推进,表外融资渠道将继续收紧,企业对信贷融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同时考虑到未来央行定向调控政策将围绕增强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展开,企业整体信贷融资仍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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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21 8:10:00
       2017年12月,银监会宣布银行业对外开放新举措:放宽对除民营银行外的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放宽外国银行商业存在形式选择范围,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多样化发展;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取消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等待期,支持外国银行分行从事金融市场等业务;优化监管规则,调整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管理要求和监管考核方式。我国银行业扩大开放步伐加快,市场的反应总体上正面和积极。但有观点基于部分拉美和东欧国家曾经发生的案例,担忧扩大开放会带来银行业外资化,我认为这似乎是有些多虑了。基于目前我国银行业发展状况、银行业扩大开放的相关规定和国家有关金融业发展的总体方针,在可预见的将来,银行业外资化的现象应该不会在我国出现。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银行业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已经跃居世界首位。从资产规模来看,按照当时汇率,2016年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已达33万亿美元,超越欧盟的3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同期美国银行业为16万亿美元,日本银行业仅为7万亿美元。从《银行家》杂志主要考虑一级资本实力和盈利能力的全球银行排名来看,2017年世界前一千家大银行中,中国上榜银行达到126家,较13年前上榜银行增加了110家,四大国有银行排名稳居前十。而欧美传统老牌商业银行排序却逐步后移,如汇丰控股、三菱UFJ金融集团、美国银行、花旗集团排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我国上榜银行资产总计25.3万亿美元,税前利润共计2930亿美元,与其它国家相比均有较大优势,且这种优势仍在进一步扩大。上榜银行的一级资本总额在2016年即已超过美国,以1.19万亿美元的规模成为世界银行业的新龙头。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的一级资本分别为2812亿美元、2258亿美元和1991亿美元。同期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和汇丰控股的一级资本分别为1903亿美元、1783亿美元和1380亿美元。外资银行2008年后资本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和汇丰控股的一级资本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0%,9%和3.5%,而同期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的一级资本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9%,20%和17%。

       商业银行的经营实力来自于规模与质量的结合。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的先进商业银行可能仍有质量上的优势,但却已没有了规模上的优势。而要在一国银行业实现“外资化”,外资银行仅有质量优势是不够的,反而规模优势显得更为重要。很难想象,不拥有规模优势的资本实力就能获得一家银行的控制权;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外资机构不具有压倒性的资本优势就能使一国银行业“外资化”。事实上,拉美和东欧部分国家银行业曾经出现的外资化现象,都是在外资具有绝对的或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才形成的。当然,外资银行业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也是重要的促进因素之一。未来,不排除一些中小商业银行被外资控股的可能性。鉴于中资商业银行雄厚的资本实力,在未来一个时期,外资银行以其较弱的资本实力要获得整个中国银行业或是国有大型银行的控制权,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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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4 7:41:00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银行业已进入了稳健经营的发展阶段。2003年后,国有大型银行和部分中小银行加快了引入外资的步伐。在监管部门和银行业的共同努力下,得益于宏观经济平稳发展,我国银行业资本实力持续增强,风险管控能力稳步提升。在2013年至2017年间,银行业不良率一直保持在2%以下的国际良好水平。

  审慎的行业监管是我国商业银行在扩大开放环境下,有效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的基本保障。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银行业不会出现风险恶化、需要大规模引入外资、通过财务重组或收购兼并等方式来改良整个行业的需求。

  2017年12月,原银监会宣布银行业对外开放新举措:放宽对除民营银行外的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放宽外国银行商业存在形式选择范围,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多样化发展;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取消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等待期,支持外国银行分行从事金融市场等业务;优化监管规则,调整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管理要求和监管考核方式。我国银行业扩大开放步伐加快,市场的反应总体为正面和积极。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基于部分拉美和东欧国家曾经发生的案例,扩大开放会带来银行业的外资化。这似乎是有些多虑了,基于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状况、银行业扩大开放的相关规定和国家有关金融业发展的总体方针,在可预见的将来,银行业外资化的现象不会在我国出现。

  我国银行业整体实力今非昔比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银行业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已经跃居世界首位。从资产规模来看,按照当时的汇率,2016年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已达33万亿美元,超越欧盟的3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同期,美国银行业总资产为16万亿美元,日本银行业仅为7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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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1 8:07:00
   6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5月份,CPI环比下降0.2%,同比上涨1.8%;PPI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4.1%。

  5月份以来各地气温持续回升,蔬菜供应充分带动食用农产品价格持续回落,但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给物价带来一定影响。从核心CPI下降和新涨价因素较弱来看,真实的通胀水平温和运行略有下行,不存在明显通胀压力。未来,预计PPI还有上涨的可能,三季度PPI和CPI剪刀差现象将延续。

       CPI同比涨幅与上月持平

  5月份,CPI同比上涨1.8%,涨幅与上个月持平。今年1月至5月份,CPI平均比去年同期上涨2.0%。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表示,5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1%,影响CPI上涨约0.01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2.2%,影响CPI上涨约1.74个百分点。据测算,在5月份1.8%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1.4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0.4个百分点。

  5月份,CPI环比下降0.2%,降幅与上个月持平。绳国庆分析说,5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下降1.3%,降幅比上月收窄0.6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约0.26个百分点,是CPI下降的主要原因。生鲜食品价格延续下降走势,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4.6%和2.7%;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3.6%和1.0%,上述4类合计影响CPI下降约0.26个百分点。

  5月份以来,随着各地气温持续回升,蔬菜供应充分带动食用农产品价格持续回落。非食品方面,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年内最大涨幅,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环比上涨了3.7%和4.1%,带动交通工具用燃料价格环比上涨3.6%,同比涨幅达到13.3%。

  从核心CPI下降和新涨价因素较弱来看,真实的通胀水平温和运行略有下行,不存在明显的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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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15 8:03:00

  规范发展金融控股公司有利于顺应金融市场发展趋势,解决金融领域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有助于促进金融体系内部形成良性循环,实质性地优化金融业结构,促进直接融资发展,更加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建议尽快推进金融控股公司立法,针对不同类别金融控股公司的不同情况分类施策,坚持稳妥审慎原则,完善和加强市场监管。

  一、当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亟待规范发展

  从国际金融业发展历史来看,金融业综合经营是大势所趋,金融控股公司这种微观组织形式的出现是必然的。金融控股公司有助于推动资源集中、平台整合和渠道共享,为企业和居民客户提供综合化、一体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更好地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显著提升金融体系的服务效能。金融控股公司多元化的业务结构有利于其长期稳健经营,抵御经营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较之遭受重创的雷曼、贝尔斯登等单一的投资银行,汇丰、花旗等综合性金融集团尽管也不同程度遭受损失,但表现出了相对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作为一种应运而生的微观金融组织形式,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并不必然加大风险。但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有效监管体制尚未确立的情况下,缺乏规范监管的金融控股公司的野蛮生长将会加大金融体系风险。

  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已经大踏步地走在政策和监管的前面。近年来,在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监管推进十分缓慢的情况下,我国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却快速发展。一大批中小型金融控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不仅有以银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为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很多央企、民企及互联网公司,因投资参股多个金融类子公司而成为产融结合型的金融控股公司,甚至不少地方政府也参与其中。从宏观层面上看,法律缺失与分业监管体制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及其配套法律缺失,导致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运行、治理及监管等缺乏根本依据,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也容易使以套利为目的金控平台趁虚而入,不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由于监管主体不够明确,导致长期以来对金融控股公司存在明显的监管不足。分业监管体制下,机构监管为主要特征,尽管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分别受到较为全面监管,但缺乏从金融控股公司层面的整体监管。

  从微观运行来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业务种类较多,普遍跨市场经营,部分金融控股公司在公司治理、内控机制、风险管控上存在不少隐患。很多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之间没有建立真正有效的“防火墙”,刚性兑付问题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风险交叉传染风险较大。一些金融控股公司结构繁杂,如果信息披露不到位,关联交易不易被察觉;子公司之间直接进行关联交易使得经营状况互相影响,增大了金融控股公司的内幕交易风险。尤其是产融结合型的金融控股公司,尽管可以给企业带来多重好处,例如满足金融服务需求、提高资本盈利水平、降低交易成本和创造协同价值等;但也较为普遍地蕴含内部交易复杂、账面资本虚增和掏空主业等一系列违规行为和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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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6 8:59:00

金融业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实施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打造全新的开放格局,金融业开放力度越来越大,水平进一步提高。金融业对外开放不仅显著提升了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和全球竞争力,也使全球共同分享了中国经济的持续活力。

  “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提高国内金融市场对境外机构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客观需要。新时代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应与我国金融监管水平和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相适应,与相关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相协调,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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